劝说叶利钦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莫斯科工作的是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对此一直犹豫不决。对他来说这个建议既具诱惑力又具冒险性。到首都工作需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而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叶利钦的威信和影响远大无边。
但叶利钦还是听从了党内同志的劝告，并服从党的纪律，于1985年4月调到了莫斯科。当此后不久我陪同他一起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侯，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对别人的劝说斟酌再三。在那里，每棵树、每张长椅他都熟悉，一切似乎都为他准备好了，甚至有自己的“白宫”——州党委会所在地。
然而，无论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说成是俄罗斯的第三大首都还是第五大首都，与莫斯科相比看上去都是边远地区。
叶利钦也明白这一点，因此他离开了故土，但的确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在莫斯科，叶利钦官运亨通。在苏共中央建设部总共只当了两个月的部长，叶利钦就成了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12月底他被任命为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我们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我担任他的警卫。
1986年1月1日我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2月份，叶利钦身边出现了一个叫伊柳辛的助手。他们早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就认识。伊柳辛先于叶利钦调到莫斯科高就，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
伊柳辛是一个严厉的学究式人物。他应叶利钦的请求，被迫从苏共中央委员会调到莫斯科市委工作，他个人感觉这次调动是明升暗降。但他不敢拒绝他原来的顶头上司。
对于我来说调到叶利钦身边当警卫是有前途的。当时我是上尉，去过阿富汗并且也不反对仕途上的时来运转。我担任叶利钦的中校警卫。对于任何军人来说这都是一次实质性的晋升，因为在负责警卫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国家安全部9局系统，晋升的机会不像集团军那么多。当到人身警卫副官或警卫长已经是难以企及的理想了。
叶利钦一开始就把私人关系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内。他对所有人只称呼“您”，交谈既简短又严肃：“走吧！给那边打个电话。报告执行情况。”诸如此类。
他第一次指出我的缺点是在我关车门的时候。我在给他开车门的同时，关自己的车门。但是，由于他的左手少了3个手指，所以潜意识中总是担心，将来有一天会把剩下的手指也给折断。比如轻轻地被汽车门掩了一下。他走下“吉尔”时的姿势很独特——抓住汽车两门之间的车框，迅速移动身体。而且总是用右手抓。此时手指的确位于危险区。我马上注意到了叶利钦下车时的这一特点，从未夹过他的手指。因此，当我听到叶利钦严厉批评我时感到很委屈：“您迟早会夹掉我的手指。”
后来我就总是第一个下车，把自己的车门关好后再为他开车门。因此，可以说，在叶利钦身边连当个“开门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坐“吉尔”牌或“海鸥”牌车，叶利钦总是坐在后排座位上。我坐在司机旁边，他坐在我的右后侧。
叶利钦的举止像个真正的独裁者，对此我并未感到惊讶。几乎所有这个级别的党的领导同志与下属交往都是这样。假如我从他身上发现知识分子的作派那才叫不正常呢。
当叶利钦回家的时候，孩子和夫人都站在外边恭候。大家一起跑过来，给他脱衣脱鞋。
叶利钦严格遵守作息时间表。星期六他只工作半天，星期日同家人一起在家中度过，全家人在一起吃饭。他喜欢蒸气浴。冬天喜欢滑雪。他跟我讲过，在斯维尔德斯克经常滑雪散步。
刚到莫斯科时，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奉若神明。他和苏共中央总书记有一部直线电话。因此，每当这部电话一响，叶利钦就会急匆匆跑过去接。开始时，戈尔巴乔夫还常来电话，但是快到1987年的时候，电话就越来越少了。叶利钦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因此，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理想根本没有反感。但是在这种理想的范围内，他大概是一名最忠诚的党员，并比其他的党内领导人都更卖力地为使生活好转而努力。
有一次，我参加市委政治局会议，听到叶利钦在斥责犯错误的领导工作不好，侮辱人的尊严，对此我都感到难为情。他骂别人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受侮辱的人不可能同他一样进行反驳。
总统的这种作风一直保留至今。我记得，那是1995年市委政治局召开安全会议。车臣分子在布琼诺夫斯克的恐怖活动结束以后，叶利钦在这次会议上撤销了内务部长叶林、总统在车臣的代理人叶戈罗夫和斯塔夫罗波尔行政长官库兹涅佐夫的职务，并用我所熟悉的侮辱性的老爷式的语气狠狠地训斥了他们一通。对库兹涅佐夫我从未有过什么特别的好感，但是此刻我对这个人抱不平：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地带着耻辱被撤职了。
叶利钦对我既严厉又彬彬有礼。直到我辞职，他一直只用“您”称呼我。的确，个别情况下在大型节日宴会后可能偶尔转用“你”。那种时候他的声音是充满热情的：“萨莎！”认识大约3年后，他开始叫我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而开始时只叫亚历山大。在我们进行第一次谈话时，他说：“好吧，我以后就管你叫亚历山大。”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应酬一个活动。有时一天要参观几个地方——工地、工厂或学校……那时我才发现，叶利钦身上有党的其他领导人所不具备的特点。
首先，叶利钦的举止不同寻常。有一次在工地接见的时候，他问我：
“亚历山大，您的表是什么牌子的？”
我指给他看。
“噢，这个不合适，我需要更好一点儿的。”
于是，我走到一位随从的身边，问：
“您的表是什么牌子的？”
“‘精工’牌的。干什么？”
“请摘下来，头儿要用。”
他递给我。我转递给叶利钦。叶利钦立刻将这块表赠送给了一位建筑工人。原来，叶利钦有送人手表的习惯，这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养成的。这一举动具有历史意义：第一书记用“自己”的手表奖赏优秀劳动者，就像指挥员奖赏在卫国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将士一样。我记住了叶利钦送手表的这种把戏，后来专门在口袋里放一块备用表，但拿的是市委的公家表。
叶利钦的上衣口袋里总是装5个或10个卢布，这是叶利钦夫人每天早晨在打点丈夫上班时特意装进去的。早在那时，叶利钦就槁不清什么值多少钱，但总是盯着付钱，任何场合都不让其他人替他付钱。如果他觉得有人请他吃饭，而在这个地方没必要白吃，他就掏出自己的那10个卢布放在桌子上，并坚信是自己付的钱，尽管饭钱可能是20卢布。
我对叶利钦越来越有好感，“尽管他很严厉，有时对我的指责也不是那么公正。我原谅他所做的一切。叶利钦善于解决问题，我们同他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总是能摆脱各种困境。”
（摘自俄罗斯出版的《叶利钦：从黎明到黄昏》，科尔扎科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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